走进学校旁边的“快可立”快餐店，我就给女朋友猫猫说了这番话。这是家台湾风味的快餐店，老板是澳门人，经营正宗的珍珠奶茶和诸如火腿双蛋饭、“番茄薏粉”一类的快餐
，很受穿校服的中学生和不穿校服的大学生的欢迎。我们进去时，两对学生恋人在两个角落里。
“坐得像条对角线，我们坐中点吧。”
“这么说，你又有感觉了。”猫猫瞥了我一眼，司空见惯似的。
“不能用‘又’，我必须纠正你。他是一个很精致的男人，跟那些搞艺术的男人不同。他冷静，语言简约，沉默时让你紧张和不着边际，让你难以离开又毫无约束，突然沮丧又突然像孩子般喜悦。”
“你在着迷。”
“措手不及地着迷。”
“他不像丹尼，一个粗糙的男人，每星期打一次篮球，一年四季理着小平头，我说话有80%的时候他会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偷看我的日记，在我外出时跟踪我。真是无法忍受！只有一辈子甘心做城市里的村姑的女人适合跟他生活在一起。”
“但你跟他待了半年，他还请我们吃纽西兰牛扒。”
“所以我现在宁愿抽劣质的烟，坐公共汽车，吃五块钱的快餐，做一个快乐的灰姑娘。我终于有了这样的力量。半年了，我写不出任何东西，像一根朽木。真不如去死。”
“快可立”的人多了起来，我说得激动，嗓门也不由提了起来。又进来一对学生恋人，男的是我们同班同学，一只呆鹅，居然还有一个清秀的女朋友，穿着敞开的白色外套，书包垂到屁股上。当然我和猫猫都装做没看见。
“他还能有这样的女朋友，不过看起来很普通，没有个性，没有主见。”
“刻薄别人一直是你的特长。”
“我看人向来很准。”
“那你说我是什么？”
“垃圾，罕有的垃圾。”
“你在鄙视我？”
“你怎么能这样想？”
猫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她以为她的刻薄让我生气了。可爱的小姑娘。我不由得凑过去，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
“那天有些醉了，让他亲我，他就是这样轻轻碰一下我的脸，然后说有女朋友，不能那样做。我没有失望。他真的是个精致的男人，干净得让人歉疚。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不故作高雅与矜持，款款大方，富有亲和力地微笑，像他喜欢的酒吧。仿佛自然而不自知的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那晚，她站在弹钢琴的外国佬旁边，纤纤的手儿扶着腰，稍微仰起脖子，用美声‘啊——啊——’地歌唱，更像一种训练有素的放纵，可她也许不知我也被此打动，那种别人学不来的美……”
“那你做不了他的香水哦？”
“你知道有时，欣赏比爱慕或者占有更动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容器，现在是鱼缸，我游弋在水与草之间，好奇而慢慢变得纯净，和许多美丽的鱼儿在一起，并且爱着她们，爱得开始有些想哭，如果没有鱼儿愿意离去，我不会自私得只想做香水，可他也许会老，再装不下太多东西，直到成为不再热闹的香水瓶。”
“你时常陷进自置的幻想中出不来，这会要了你的命的。”
“我是水，难以定型的水，生来就不甘寂寞地奔腾，一点儿都不顺利地、跌跌撞撞地奔腾，不知要到哪里去，一点儿主意都没有。所以我只有两种结局，变成了冰，或者有个很好的容器，让我继续是水，很精致的水。”
“可遇不可求。”
“所以我去爱，榨干了地去爱。呵，你是不是觉得我像许多文人那样言不由衷。”
“不过是一种自恋的情怀。”
我禁不住又伸手抚了下猫猫的脸，不容置疑，我是很爱她的，即使有时她背叛我，她冷落我。只是那么几次，我们毫无前提却又不约而同地流泪，我便觉得她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人。惟一的一次，我梦见了她，在午睡中，醒来呜呜哭了半天，然后开始自慰，惟一的一次自慰。每每想到她要去上海，就疯了一样地难受。
“他长得高吗？”
“不算太高。很清晰的一张脸，但不完美，鼻梁上有一颗很清晰的痣。眼睛也很清晰，尤其我发条一样地说话，而他耐心地看着我，没有表情，除了很少数时候，漾起淡淡一丝笑意，并不温馨的笑意，无从捕捉他的情绪，甚至我会认为那是心不在焉。”
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猫猫碟子里的葱菜肉丝剩了一大半，我的却只剩几根红辣椒丝。一直在说话的人是我呀。
“你不能这样吃饭，好端端的一张脸都快成苦瓜了。”
“都是讨厌的测试给弄的。”
“交卷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以后上课再说话，就取消你的听课资格。’奇怪她不说取消我的考试资格。”
“你有个毛病，说话时非得盯着别人的脸，老师一看就知道。”
“我今天对‘超越’有了一个新的诠释，就像我这次破天荒拿到了奖学金，它使我对大学有了重新认识的兴趣。”
“罕有的垃圾。”
“我决定用这笔奖学金买一瓶CK香水，他用的牌子，在圣诞节前。”
二
只猫了。”
“我懒、脏，是只讨人嫌的猫。”
“我不了解你，但喜欢你身上与生俱来的牛奶味。”
“早产儿，哺乳期母亲生病，喝牛奶抱猫长大的孩子。”
“体育素质班的宠物，永远考不及格的50米跑。”
推开宿舍的门，四个女生围在电脑前看《本能》。一个很胖，刚恋爱就管她男人叫老公；一个很高，拿了三年奖学金却被保送到全校最差的专业读研；一个很贤淑，是我们的主席夫人；一个脸上有长不完的青春痘，每次恋爱都以四个月告终。
播放时间显示24：53，就是说我错过了莎朗·斯通在高潮时用冰锄凿死男人的一幕，只能看到没有穿内衣的莎朗·斯通在一群警察前，更换坐姿和抽烟。有评论指出好莱坞明星应该在影片中戒烟。
走向我的床，两本《中国历史大辞典》还摆在那里，一本贴了科特凌乱的脸，另一本贴了科特的妻子抱着坐在墙根的他，只能从她指缝间看到蓬乱的头发。10月29日还未到来，怕它落了灰尘，拉一张脱了线的红毯子将它盖上。外公和爷爷死的时候，棺材上也盖红毯子。这辞典是一份生日礼物。
我得走了，坐543路公共汽车回华西街44号602室。
下车后才发现，其实车站离华西街44号那么近。100米的街道，拐个弯就是密密麻麻贴着“疏通下水道”、“大众搬家”、“家电维修”广告的楼道，和橙子的旧情人住的地方一样。
窄窄的楼梯通向暗处，橙子的楼梯应该通向光明，但他爬楼梯时和我一样累。某次我打他的电话，一阵“笃笃”的脚步声之后是他“呼呼”的喘气声，他说他正在上楼。他有许多个名字，写许多文章，女主角都是1996年8月16日分手的情人，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发条橙子》，我便确定他叫橙子。我也写他，称做“另一只橙子”，纯粹为了区别。把他写得很小资，把他的房间说成有落地玻璃窗，挂油画森林般的窗帘，听黑胶唱机放出的音乐，喝手工磨成的咖啡。但容器不同，他抹名牌香水，不喜欢日本人写的小说，比如《挪威的森林》。可能因为容器不属于双鱼座。
我从橙子那里知道容器，我跟容器说起橙子。
“我原来不知道离婚证是什么颜色，他告诉我是绿色。”
“他说自己是个红绿色盲，却又能分辨结婚证和离婚证的颜色，可见他说谎。”
“我很喜欢他乐评的风格，一点儿都不像乐评。”
“像情爱小说，白而瘦的女人。”
“那是他的老婆，短暂的两个月。”
“不，那是他四年的恋人，他不喜欢偶数。”
“哦。”
“从《巴黎最后的探戈》开始，我以为他不会再写他的爱情白皮书，因为他说他要写性，写不同时间、地点、天气、频率的性，可后来还是写。你看《夏天尽头》，还是8月16日的暗号，不过不再重复提他伤心的麦当劳，和情人说分手时，他打的那个饱嗝。他写草地，移动的密云，还有当情人说喜欢与牛有关的一切食品时，他故意问：‘那么蜗牛呢？’”
那一次，我是准备与容器谈情的，可我与容器无情可谈，只能谈橙子的爱情。
刚认识橙子时，我经常强调杜拉斯的名言：
“我爱这样的男人，他不幸，爱上一个女人却不被这个女人所爱，这种男人是我首先想要的。”
可认识容器之后，我又发现了《广岛之恋》里头“纽维尔与广岛”的关系，开始说：
“在爱情里死过一次的人，大多数因为有广岛而活了下去，极少数的，在生命里等待漫长的死亡过程。”
我以为，它包含的正是橙子和容器的爱情。橙子只有一个白色恋人，而容器有了新的“啊啊”美声歌唱的小甜心。
六层的楼梯真够长，推开602房的门，这个仅仅住过四十八天的屋子，变得越来越有我的脾气了。不太空，塞满心事。半小时里面，居然有三个人打错了电话进来。
“喂，水清在吗？”
“不在。”
“喂，阿勇在吗？”
“不在。”
“喂，哦，我打错电话了。”
“喂，吃饭了吗？”
“没有。”
“在干吗呢？”
“写小说。”
“需要我回来吗？”
“无所谓。”
“你的情绪越来越糟了。”
“错，情绪很好，回到自我的世界里来了。”
“我需要做点儿什么？”
“第一，你不要跟我说话；第二，你不许再碰我。我不再是你的宝宝了。不要打扰我。”
的基本写法，先是标题，喏，这样，接着是内文，喏，这样，然后是常规文案。”
“我想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租到房子。”
“我给你找张中介的名片，要怎样的房子？”
“带电话的，上网用。”
“一个人住？”
“合租。”
“找一个女伴？”
“跟我男人。”
“哦。”
下班后，丹尼赶过来了。他任何时候见到我都很热情，兴高采烈地抱住我。
“怎么样，去哪里？”
“我想先吃饭。”
“吃什么？”
“前面有肯德基，对面有松林居，旁边的排骨粉做得不错。”
“那你要吃什么呢，宝宝？”
“我要去见中介。”
丹尼笑了笑，俯下头，可恶的嘴唇又贴了过来。他一天要喝10杯水，这些水转化为尿液、唾液和精液，比例大概为9∶9∶2，有1/2的唾液输送给了我。
其实他是个长得很绅士的男人，像巴士站牌广告上穿佐丹奴的模特，猫猫的评语是“标致”。奶牛，也就是那个管人叫老公的胖女孩，第一次见丹尼就兴奋地叫：“好看。”所以我说他恶心，没有人相信。
我一直喜欢中等偏高身材瘦削的男人，最好还有淡淡一层的黑眼圈，看起来固执又脆弱。所以丹尼的健康均匀讨好不了我。一回我们发生争执，他愤愤地说了句：
“你就是喜欢瘦男人。”
我居然哭到浑身乏力，那种痛苦就像是郝思嘉扯了窗帘布做雍容华贵的衣裙，却被白瑞特从她手上的老茧识破真相，而遭受冷嘲热讽。
我说要打车去见中介张小姐，车走了150米就停下了。
张小姐是个中年妇女，皮肤白，鱼尾纹多，眼睛细而长，看人时神情冷漠而狡黠。操一口流利的粤语，长得却像湖南人。
“要多大？”
“一房一厅。”
“要多少钱的？”
“七八百块。有电话。就在这附近。”
张小姐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每根钥匙都挂着白纸条，上面写着比如：“华西街44号602房1X1、电话、1000元”这样的字眼。她抽出其中3根。我们上路了。
进了中山四路的一条巷子，旁边就是工地，轰隆隆的机器声呈上旋式传播。楼房的年龄应该比我大，墙是四环素牙颜色，历史悠久的菜汁、茶渍写意地搭在上面。不解的是，这样年久失修的楼房里居然还有人搞装修，装修的目的是出租个好价钱。
墙上的白粉末像要随时从老女人脸上掉下来的妆，电话搁在一张脱漆的方桌上，方桌是屋里惟一的家具。带了个阁楼，也是空的。
房东正在修门，轰隆隆的声响音量大到失控。我们说话像隔着车水马龙。
“有热水器吗？”
“有啊！”
“能用吗？”
“什么？”
“炸弹掉下来了。”
“哦。”
第二根钥匙把我们领到张爱玲的故居。
对木头和石头向来缺乏常识。所以指着古式的太师椅：
“大理石吧，不，红木、柚木、要么檀香木吧？”
那床应该是明清的珍品，又像收藏家从乡下弄来的。窗框框摇摇欲坠，有没有花梨木做的窗呢，因为花梨木扶手是很有名的，想到精致就想到花梨木，正如想到小资就想到芝华士，可惜窗外早已没有旧上海。
“你们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有没有户口？”
虚掩的房门被推开，居委大妈来势汹汹，她的青春期与红卫兵一定有联系。
“我们是打扫卫生的，马上就走。”
张小姐向我们使了个眼色，这时才发现鱼尾纹原来可以像脉络分明的花瓣。如果再感性一点儿描述，就是忧伤透明的花瓣；如果换个比喻，就是一颗子弹穿过玻璃的裂痕，没有碎片。丹尼拽了拽我的手，他也有鱼尾纹，可他分明年轻。忽然觉得人的一生就是鱼尾纹，它孕育、形成、发展、深刻，最后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不再因微笑或恸哭改变多少。
第三根钥匙怎么也转不动。
房东的爸爸拄着拐杖赶来，拎着乖孙的书包，这旧书包已成为他的手提袋，里面装着汗巾、手电筒、钥匙、小人书。他的头发已经银白，抖了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一遍，没有一根是合适的。
“错了，嗯。”
“还有没有钥匙。”
“没有了。”
“撬门吧。”
借来工具。老人抖了半天，掏出手电筒，刚拧亮就灭了，再拧，不亮了。
“坏了，嗯。坏了。”
老人心疼不已地反复拧他的手电筒。他的老伴还在不在世呢？
房子放盘已有一年了，价太高，所以等着发霉。
厅里的灯管有个接口脱落了，线还连着。老人按了一下开关，没有反应，再按，还是黑暗。
“坏了，嗯，坏了。”
电话也坏了，空调也坏了，冰箱通不上电，煤气瓶废置久了，像具腐烂的尸体，熏鼻的臭。没有阳台，防盗网是80年代的款式，从厨房的窗口连到卧室的窗口，油烟的颜色。
“我不能住在一个没有阳台的地方。”
“这个煲你们用吗？不用我就拿走。”
老人从厨房出来，又慢吞吞进了卧室，打开壁柜，把粉色的被子拿出来抖了抖，又放回原处。老了，要么孩子气地珍惜一些东西：穿旗袍的黄照片，纯金头的派克笔，粮票布票毛主席像章；要么就连记忆也失去了，患上老年痴呆症，被锁在屋子里，森森地抓住窗栏，有天出去了，就走丢了。
所以我们最终搬进了华西街44号602房，有个可以望见内环路的大阳台，没有一件家具，在这生活过的人只留下两张泰坦尼克号的剧照。疯狂地造爱，生儿育女，并且快乐地过日子。与我们无关。
木子美
丹尼纵有印度式的虔诚，法国式的假坦诚，德国式的高超技巧，也无法顺利进入我。
“我与男友无性同居。”
“不可能，男人做不到。”
我与容器第一次约会，就谈到这个问题，但我只能和丹尼解释。
“你从来没有过高潮吗？”
“我性冷淡。我们一直在过家家。”
是的，常常放着《村上春树爵士印象》，开始拖地板，除了厨厕，只需让白色的棉条在三十二平方米的地板上蹭来蹭去。接着，我们共用一把牙刷刷牙，丹尼有次挤了六厘米长的牙膏，见我皱眉头，从此只挤三厘米。洗面奶是女士碧柔，丹尼其实更喜欢牛奶香味的。他的程序多一道，刮胡子，有天刀片坏了，我建议用我的剃腋毛刀，他兴高采烈试了一回，效果槽糕透顶。好了，开始冲凉。每到这时他最有兴致观察热水一喷下来时，我乳头颜色的变化，深红，嫩红，很快就呈粉红了。他总要紧紧地抱我几次，眷恋得像生离死别的亲人。
我们裸体在客厅和卧室间穿梭，有时跳贴面舞，有时在地板上翻滚，有时肆无忌惮溜到阳台上，把换下衣服扔进洗衣机，有时我拿着一本《经典电影》，他拿着一本《用TCP/IP进行网际互连》漫不经心地翻来翻去。
夜深了，在床上抱成一团。
他让我叙述我的初夜，他说一定有什么曾深深伤害我。
“我没有初夜，流血的时候已经是一把钳子捅入阴道，热乎乎的消毒水灌进来，我在叫，叉开的双腿在冰凉的钢架上弹跃，手抓不住任何东西，搅拌，清洗，医生的责备。一切终于停下来了，医生问需不需要看一眼那团肉，我说在药水瓶里见过，一个月的胎儿没有成形，像美丽的黄珊瑚。
我没有初夜，但梦里去过海，超过了身体极限的海，沉到了无法呼吸的深处，听不到地面的声音，看不见云朵，找不出回到地面的理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浮荡在水面，珊瑚已经潜入我的身体，而我不能要它。”
丹尼说我在骗他，想了想又说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我去过真实的海，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三亚潜水，背着很重的氧气瓶，在40米以下见到了色彩斑斓的鱼，软滑的礁石，还有珊瑚，我的耳膜刺痛，但很快乐，我想脱掉面罩，直沉海底，但你和教练都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再也回不到海了。所以要找一个容器。但你不是，你只是氧气瓶。”
“睡吧，别胡言乱语了。”
我侧过身，泪水流到嘴角，很咸，海水一般。我含着海水睡去，无梦。
丹尼不喜欢这种梦呓，他的简单生活就是去酒吧，或宴请宾朋，有个听话的女人可以在无聊的时候陪他说话，夜深时搂她入眠。
当我了解华西街44号602房的生活由爵士乐和过家家构成后，开始向外部空间扩展。
推开门，首先是垃圾篓子，住满一个月后，还没人来收垃圾费，房东说很便宜，十几块钱。
傍晚七点，铃声从天而降，收垃圾的人来了。这时候可以见到邻居的身影，601房倒垃圾的是四十光景的男人，矮小，黝黑，整天绷着脸。刚搬来时，他指着楼道里一张墨绿色的大方桌：
“听说这张桌子是你们扔的，挡路了。”
“不是我们扔的，为什么要扔掉它。”
“赶快搬回去，要不找人扔出去。”
“我们不能搬别人的桌子。”
“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不想要了就说是别人的，乱扔东西……”
我把门关上，相互再不搭话。
次日，“砰砰”地门被敲得山响。打开一看，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
“阿勇呢，你老公呢？”
“我没有老公叫阿勇的。”
“啊，他什么时候来跟我摸两圈呀。”
“我不认识他。”
“啊，他把房子弄成这样了，打麻将的桌子也没了。”
“……”
“走啦，走啦，阿勇搬走了。”
他的老伴拎着一袋西兰花，用肘尖碰了碰他。老人一边上七楼一边回头望着我：
“你和阿勇有空上来坐坐，啊？”
这是一个错乱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扔了桌子，是名叫阿勇的老婆，更有意思的是我要神经兮兮地向垃圾工人追回新买的台布和咖啡杯，垃圾分类把它们分到了食物类。
从垃圾堆回来，刚到楼下，一个宽屏幕女孩走进视线。短发，但背后留了及腰的一缕，信步，左手掐着根烟，右手托着卷毛狗的屁股，她有160斤吧，年龄不足二十，胖脸庸懒得很，不傻气，很厌世。瞥了我一眼，向旁边的小卖部走去，中指与拇指掐住滤嘴，皱着眉头猛吸一口，像极某些男人的姿势。她打一个哈欠，狗也打了一个，弯下腰，狗便爬了下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些梦游症状。
？”
穿上棕红色的裤子时，有人又会讨好地说：
“很有质感，名贵。”
这鞋也越来越有我的爱好，跟不同的裤子谈恋爱，始终保持它的被注意力。
不过，它的声音总和环境不协调。去见习的公司上班，十五分钟行程，它要过三次马路，路过二个报摊、三间五金店，长长的一排专营防盗门的小店。那些不绣钢门并不好看，生意也淡，不多不少地挤在墙面粗糙，灯光黯淡的店里，它们在待命，待价而沽，生来如此，贫贱地活着，从小店到平民之家，兢兢业业或者敷衍了事地活着。谁也不相信它们最终不会生锈。自作自受地活着。
它在水磨石地面走时，声音又过于刺耳。它只提醒一件事：迟到三十分钟。
它要绕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些精美的广告作品，其中几幅是旧情人汉森的。
它要踱进茶水间，一块木板插满员工的订饭卡，抽出我的名字，在A、B、C栏勾上一个，便是午餐了。偶尔也会写上“叉”或者“香”，那是叉烧饭或香骨饭。完了，扔进竹篮里。
大会议室是方的，每天总有两三个创意会在这里开，如果闷着十分钟，老总就要生气，最厉害的一次把主持项目的AE气跑了。
老总是个四十岁仍旧个性活跃的人，在白板写划遇上水笔不顺，往肩后任性一抛，阴沉着脸转过身来，见我们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又若无其事把笔从角落里捡起，刷刷继续涂写。设计师用报纸裹一只活逮的老鼠逗大家乐，他禁不住伸手摸摸老鼠的脑袋，漾着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不要处理得太残忍，啊。”
他仍旧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魅力而不再有爱情的男人。有次，我们去“三顶绿帽子”踩盘，他穿得休闲，坐在窗台上望珠江东去，忽然沉思，高鼻梁勾勒的侧面很迷人。他的广告观念有些落伍了，但要保持权威。我时常担心在这群年轻人里，他会寂寞。偶尔也跟我说话，强调人的核心价值。
正如许多会议那样，观察别人的小动作比倾听发言有乐趣。副总有只眼皮不时掉下来，无聊了就拿着风油精嗅来嗅去，烟抽得厉害；创作总监，喜欢拎一只像发廊里喷水瓶的大水壶来，却不怎么喝水，说着话忽然躺到大窗台上去，一具卧佛；徐小姐喝牛奶的勺子硕大，塑料透明，据说是吃麦当劳的赠品，漂亮妩媚，却总是饥饿着，有时急着插话，忘记拿下衔在嘴里的勺子，忽然客户的电话来了，她穿着丝袜跑出去。
只有一个人从不参加会议——我们的行政主管：四肢娇小，腹部平坦，理着娃娃头，却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干，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坏了，都找她；她富有创意。
创意会上有太多让我分散注意力的人，轮到我发言，总是忘了该说什么。只有很少时候，在空调老出毛病的小会议室里，跟冲冲单独进行创意。他和我说话有个开场白：
“先看看你能到什么程度。”
这次先向我给出几道题，考察想像能力。
“13的一半是什么？”
“星期2.5。”
“为什么？”
“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耶稣受难日，那天也恰是星期五。”
“还有呢？”
“电梯。”
“为什么？”
“要上13楼，上到一半，停在电梯里了。”
“你的想像力太贫乏了，只把13当成数字。”
其实我说到电梯，又开了一个小差，想起了橙子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写到他与陌生女人在电梯停电的几分钟，用巴黎探戈的方式做了一次爱。我曾问橙子那是怎样一种方式，他不说，让我自己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我说那是部旧电影，看不着，他便让我去问看过的人，问了许多人，都不肯说。
“好，继续。有个楼盘，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大，大门、大窗、大阳台、大厅、大卧室，比普通的要大上一半。”
“特大码的衣服，XXXL，画面上出现三张擦皮鞋人坐的X型小板凳，加上一张独脚瘦高的木椅，推出一张超大超长的豪华沙发，四个休闲的老板坐在上面。”
“四个人坐一张沙发，怎么也称不上舒适。画面也太复杂。再想。”
“比普通长一半以上的豪华轿车，有五个车窗，上面分别映现门、窗、阳台、厅、卧室。”
“再长的轿车，窗也大不到哪里去。算了，楼盘还有个特点，就是绿色设计概念，你现在想想这个怎么表现。”
“把窗、阳台画在一棵绿葱葱大树的树干上。”
“差不多是个鸟巢。”
冲冲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我没用。我也就自认为是了。
从此只安排些不需想像力的事给我做。比如他们需要为一个楼盘提出S生活主张，让我去查英文字典，抠出所有以S开头的与生活概念有关的单词，我在图书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拿笔和薄，老学究一般的一页页地抠。
再后来，他们让我去顺德送货，坐地铁去体育西取支票。我在体育西迷了路。可我喜欢去顺德，六个车座的车，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司机不需要闲聊，我静静端着本小说读，或者长时间发呆，往往在这时，会想起旧情人汉森来。
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的广告人，他肯定地说是汉森，语气里带着钦佩。
坐在车上时，我会想像汉森怎么过洛溪大桥，有没有塞车，是否跟我一样碰见过载满食品猪或者不锈钢管的车，是否也留意奥林匹克花园、碧桂园。我想像他在顺德做项目时通宵达旦疯狂加班的日子。我还能想起他家贴在墙上的作品，跟我在公司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不会像冲冲那样不耐烦，他把创意草图给我看，让我一起想像，还夸过我聪明。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分吃半条罐头鱼，偶尔也分享一张床。我还能想起他说我是一只白雀。我还能想起他为我擦拭二十岁生日那天流下的眼泪，他说我把一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却在那年流了最多眼泪。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坐14路夜班车，他拉着我在陌生的街道狂跑，抱着我在滴雨的屋檐下唱歌。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在地下通道，坐在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旁边哼哼，伤害了歌手的自尊。我还能想起很多，在他离开广州的最后几天，还带着哭腔问他能记住些什么。可，我居然记不清他的脸了。
后来，我重新记起他的模样。我在公司的旧文挡里找到他的名字，进入他的网恋记录，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了熟悉的描述：
“我一直是，累了，又没有人安慰。有时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初入行时有过连续六十个钟头干活，接着去客户那儿拿提案的记录，客户说：‘你该休息了。’我就哭了。”
……
“我，坚强、倔强，爱幻想，满脑子歪主意。口花花，心专一。多数女孩认为我英俊，是黑马王子。男人味十足，但不爱修边幅，我认为不值得。”
就是这样，他重新清晰了。
网恋记录的时间显示他们从18：50聊到次晨两点以后。看完漫长的对话，已是傍晚七点。正是中秋节，公司冷冷清清。我毫无表情地离开。感到冷。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上一辆出租车，来到每个周日下午看电影的Take
Five，要了一份血腥玛丽，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坐了很久，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掏出日记本，写我在酒吧看到窗外一个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不像失忆，也不像找寻什么的男人；写血腥玛丽不好喝，像番茄沙律拌了威士忌。
六
木子美
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时，我总努力忘掉一个人；等他到了另一座城市，再把记忆碎片重新拼贴。因为离开是终止，就像有时“好”是一个结束语。
这种拼贴是场体面的葬礼。我穿上最庄重肃穆的黑衣，领口别一朵小白菊，哀悼、恸哭、诉说衷肠，像大多数人那样，不再对死去的人抱怨什么，而是在葬礼上温情脉脉把一切包装。
参加完葬礼的人们，照常吃饭、喝酒、读报、通奸、欺诈。总可以有一个时间、地点、事件，继续生活。
我坐在Take
Five那么久，包括写完日记，喝完血腥玛丽之后，眼泪始终流不出来。决定中断悲伤方面的想像，开始联想电影。比如《重庆森林》里阿武一失恋，就会去跑步，让体内的水分蒸掉，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仿佛很有道理：跑步这么私人的事情。
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也是。坐在了Take
Five，就该忘记葬礼，而想与它无关的事，比如电影、容器、爵士、威士忌。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电影的发明实在是基于一个天大的错误，你自以为可以记录一个人影像，并通过重新制作，然后一劳永逸地将它进行投射。换句话讲，就是相信一段胶片比一块石头或者记忆更能够金刚不坏。这个奇怪的信念意味着，从格里菲斯到布烈松，整个电影史都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试图使电影比音乐更能表达概念，比小说更能描绘图景，比绘画更能展现情感。一言蔽之：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这是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戈达尔在影片《女人就是女人》中的旁白。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从容器对它的译文中得知。容器喜欢音乐、电影与喝酒，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写作，只译作。
电影接近我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刚开始，我把电影当声像小说阅读。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小说。只不过，介绍电影的人比介绍小说的人要多。看电影是群体行为，是流感，富有传染性，感冒的感觉无人不知，还可以商量服用白加黑或康泰克；读小说则更像肝炎，它传染，但速度很慢，许多人带抗体，不可交流。
我并不喜欢影院，尤其通宵影院。学校附近有几个小影院，任何时候都有股臊臭味，夏天蚊子多，看陈冲导演的《天浴》，我被叮了整整三十三个包。再加上有人在影院猥琐地偷情；看《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大片，周围的人都捏着包纸巾，我却哭不出来。对影院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真正看电影是从Blues
Republic开始的。从法国片《碧海云天》、《理发师的男人》、《奠边府战役》、《情人》、《爱丽莎》，到日本片《燕尾蝶》、《东京日和》、《写乐的感官世界》、《梦旅人》、《盗信情缘》，以至香港导演杜其风系列。每周一、三放新片，二、四重放。
从不喜欢做大多数人，在品味高雅的酒吧里看收藏多年的经典电影的优越感，已像一枚钻戒戴在我的中指。它一旦死亡，我会像寡妇那样郁郁而终。
并且开始鄙视好莱坞商业大片，尤其最新卖座的那些。许多出租影碟的小店，外面挂一张黄的或蓝的卡纸，对《不可能的任务》、《透明人》、《纽约的秋天》、《U-571》进行排列，跟港台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样；还有许多“走鬼”，抱着一纸箱影碟兜售，抽出其中一张可能就是《美国丽人》，它诱人的花瓣肚脐封套也出现在所有报纸娱乐版。铺天盖地的盗版，无穷无尽的庸俗。
当然这些经典电影在当年也是万人空巷的庸俗。惟一不同的是，没有盗版。弥久愈珍。
布鲁斯最后一支曲子自然消失，投影在屏幕上拉开，缓慢成为真实的图像。
那一次看的是岩井俊二的《梦旅人》，我要了罐苏打水，点燃一支据说在80年代象征前卫的摩尔烟，刚从西藏回来的女孩千菩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是疗养院还是戒毒所？”
“疯人院。”
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女孩从轿车出来，死活不愿进一所围墙长长的白色大院。
“镜头感很好。”
当屏幕上出现女孩往身上倒墨水时，千菩赞叹一声。女孩叫可可，兴奋地往身上一直倒，一直倒，她要把自己变成乌鸦一般。
“每天在墙垛上行走是什么感觉？”
“不属于墙内外的世界。”
“朴素的黑白色彩。”
“精神病人诉说的真实。”
成片成片的白布晾在大院里，穿白衣的病人在白布间穿行，争执他们的梦境。穿黑裙子，黑皮靴，打着黑伞的可可每天和两个穿白衣的朋友爬上围墙，在长长的墙垛上行走，捡到许多宝贝，见到撒腿就跑的孩子和传播音信得救的神父。一直走，一直走。其中一个捡到肢解的手，吓得一抖嗦，从墙垛摔下来，再也爬不上去，死在草地。可可和另外一个，浑然不觉。一直走，一直走。雨从天而降，他们清晰地记起并诅咒遥远的正常世界里的事情。他们接吻，可可举起捡来的枪，对准太阳穴扣扳机。满天的黑羽毛飞，飞。
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在持续电影中，在断续的对话中。我的摩尔烟，一次次伸向手腕。千菩浑然不觉。当黑羽毛飞起来时，一个焦黑的烙印已在腕上。千菩终于叫了一声：
“天，你在干什么？”
“疼痛想要溢出来，我就让它从这里来到了这里。”
我指了指心口，又指指手腕。微笑地望着惊讶的她。
“这是自虐。”
“不，这是诱惑。电影的诱惑。毁灭的诱惑。”
三天之后，烫处开始糜烂，脓，血；30天以后，它平静下来，成为一块永久的榆钱大小的伤疤。
七
木子美
疼痛不可消散时，只有转移。万物遵循能量守恒定理，疼痛也是一种。它具体，不只是光、热、水；它感性，切肤的、薄薄一层空气笼罩心膜的、蚂蚁在神经末梢爬行的；它延伸，成为比如疼痛的Blues
Republic。
再没有那样爱一个酒吧，把它的疼痛放入自己的身体，到另一个酒吧去继续。
放电影的Blues Republic
死亡了。它成为喧闹的酒肆。虽然布鲁斯还在，墙上的毕加索画还在。最后的礼物为它准备，两本《中国历史大辞典》，贴上Kurt的头像。
8月之后，便是Take Five Jazz Club了。
第一次，放映《小武》和《苏州河》。从南京回来的高中同学己悦吵着要去，他还带上了小巧玲珑的女朋友和一个肥胖的新疆人。影片开始前，新疆人无比健谈，自顾自地说话。
“己悦向一个屁股翘翘的女孩问路：‘知不知道一个中文名叫拿五的酒吧，看电影的。’女孩连忙点头：‘知道知道，下午放一部叫小母的电影。’己悦怔怔望着女孩，开始搜索记忆：我们在哪里见过，in
the room? in the lab? in the bar? in the bed?然后深情叫了女孩一声：‘噢，小母。’
“最好看的是男芭，阴柔之美。不像女芭，一天到晚《天鹅湖》，一天到晚那几个动作。上周末拿了张赠票去看芭蕾，她们在台上跳，我在台下配音，伸左手，‘噢爸爸’，伸右手，‘噢妈妈’，双腿一蹬，‘噢，我的天啊！’
“这本杂志不能说好，它永远差那么一点点，这与它的主编有关，他永远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不能说破，人民期待它每天变化一点点。
“看，哪个扎辫子的男人，还留着山羊胡，双目炯炯有神，多有艺术气质呀，他可以是个画家，可以是钢琴师，可以是小说工作者，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穿了一件25块钱的T恤，那卡通图案多粗俗，地摊上都在卖呢！
“哦，这里的人，一个个衣着光鲜，表情虔诚，他们是在教堂吗？没错，今天是礼拜天，他们上教堂，上礼拜天下午的教堂，在这里祷告和眉来眼去。”
新疆人是个即兴发挥的天才，他时而像哈姆雷特，时而像卓别林，说到芭蕾时，他肥胖的身躯几乎从椅子上弹起，可弹不起，椅子发出闷鼓般的声音。
《小武》开映了。贾樟柯的这部独立电影，用的几乎是方言，字幕又模糊。我们坐得远，像外地文盲。
电影拍得几乎是记录片，却没有时间概念。只有“我的思念，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反复在唱，街头贩卖的变质唱片，1元1次的卡拉OK，县级电视台的点歌节目，正面裸体出现在空荡荡浴室中的小武，都在唱。不咸不淡，或扯着嗓子在唱。
这是在用丰富而非贫瘠表现闭塞落后的农村，唱卡拉OK对他们是有文化品味的表现。我自以为深刻地想。
一个有趣的镜头，小武像往日一样在街上闲逛着，并肩出现一位姑娘，姑娘旁若无人地走路，可她的步速与小武一致。他们既不认识，也不搭话，埋头各自走着，从俯角拍摄看，他们俨然情侣。是道路把他们牵连进来，到叉道上自然分开。
多数人会回避并肩的陌生人，小武不会，他没有这种心理，他有不可摹拟的个性。小武清醒，以偷窃为生，偷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不伤天害理，甚至算得上老实巴交，像许多掌握一门手艺的人那样。
因为企图看清字幕，我调整了几次身体的倾斜度，每每此时，瞟一眼肥胖的新疆人。他熟睡了，趴在前面的椅背上，呼吸均匀，脸上的横肉不再飞扬跋扈。
《小武》一结束，椅子拖动声响起，接着是轻淡的爵士。中场休息的人们，伸腰打哈欠，去吧台要杯冰水，几个男人走到角落或门外抽烟，还有的开始习惯的社交。
“嘟嘟，你的吊带裙好性感，近来忙吗？”
“我们分手了。”
“嘟嘟，你的吊带裙好性感，近来忙吗？”
“我搬了新家，有空来坐。”
“搬家了，不跟阿朗住一起？”
“我们分手了。”
“哦，很好，新生活开始了。”
“对，新生活，不是性生活。”
“没有性生活，哪有新生活，啊？”
“性，那对我而言，太容易了。哈哈，玩笑。”
我们坐在椅子上没动，己悦在玩他女朋友的头发，并商量着还看不看《苏州河》。新疆人睡眼惺忪地抬起头，瞧了瞧坐在不远处的吊带裙和男人：
“一场好梦，我听着‘我的思念’睡着了，醒来就是新生活。没有错吧，善男信女在这里祷告和眉来眼去。艺术片都是闷蛋，我要走了，离开这高雅的地方，回家喝我的啤酒和看三级片。孩子们，你们还要在这接受艺术熏陶吗？或者，找个情人。”
已悦望望我，拿过我手中的草莓水，喝了一大口。
“我也想走了，待会儿他们要来收钱，太贵，逃吧。”
“不，这里不是你想像的那么轻佻和无聊，这里的电影都是精选的，很值得一看。《小武》其实不错，只是方言……其他片子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没有说它有什么不好，我，实际上有点儿困了。”
“那好吧，我自己留下。”
“有空来南京玩。”
己悦说着，拉起女朋友的手。新疆人懒洋洋站起来，神情古怪地对我行个军礼，转身和他们走了。
卡。”
“没有。”
“请办一张。”
“怎么办？”
“交120元，做个登记。”
在哪里都逃不了手续。名字、职业、地址、联系电话，甚至身份证号码，都是为自己设置，而归别人使用。
不想写自己是个学生，大学一年级时就有人以为我是大四的学生，毕恭毕敬叫我师姐。许多出道不久的人与我一起抽烟、喝酒、谈论色情，甚至请教我问题，但知道我是学生后掩不住满脸尴尬，马上装出与我有代沟的样子。向往成熟，表现睿智，三毛童年渴望玻璃丝袜，我在十四岁时拥有第一双七厘米高的四码白色高跟鞋，婴儿生下来就是老人。
没有职业、没有地址、忘记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没有特别喜爱的电影，不懂电影流派……
“只有一个名字说明不了问题。”
“两个名字也说明不了什么。”
“我是说，你至少留个电话，不然找不到你。”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了，好莱坞明星的名言。”
“我们有活动时得通知你。”
“我找一下，刚换了新号码，告诉别人以后就忘了。”
有一束目光从东北方向射来，他在与人交谈。抵肩碎发，木村拓哉的最新造型，柔顺，却不乌黑发亮，是经过精心雕琢的随意，尤其在阳光下，有一缕风，发梢漫不经心飘忽。我不认识他，但认识他旁边的顺子，顺子一周以前向我约过稿，描述一个小资男人，我写了橙子，同时把新的电话号码打到他的呼机上。
我向他们走过去时，顺子正向他索要最新电影信息。
“顺子，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没搞错。我看看，还在呼机里，没有删去。”
顺子低头按呼机时，我面无表情望着他，他浮着一丝笑意，目光摄人。
“顺子，我刚才跟你的仇人在一起。”
“谁？”
“你要杀的新疆人。”
“是吗？我在日记里杀过他，他却让所有人知道我杀人未遂。”
“他已经走了，不喜欢这个祷告与眉来眼去的地方。”
“是吗？”
顺子一抬头，发现我正盯着他旁边的人，诡秘一笑。
“他叫乔治，职业杀手。”
“是吗，橙子给我提过这个人，他应该改名，比如叫容器。”
容器一言不发看着我，我目光落在他鼻梁那颗清晰的黑痣上。
《苏州河》马上开始。名叫马达的男人骑着一辆摩托，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寻觅他爱过的小姑娘。顺子坐在我的旁边，他像新疆人那样打瞌睡。容器在离得不远的吧台，我忍不住几次回头去看他，目光碰在一起时，心会轻微一阵疼痛。他的脸在昏暗中，很容易找到。
一见钟情的俗套，我想节制。因为我有个经验，它无法避免无疾而终的俗套。
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焦虑，一场灾害将要降临。在空空荡荡中，依靠回忆度过了漫长的日子，害怕有太具体的事情发生。况且与丹尼刚刚住在一起。我的手心有些冰凉，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电影一结束，我便推门而去。感觉整个体重都集中在了心脏，橘色高跟鞋的声音像是别人的。那条坡很长，突然踩了一下裙摆，意识到自己处于慌乱。出租车总是不来，终于来了一辆。跳上去，听到的是电台的声音：
“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人能有几个。”
接着是情感热线节目，一个男人问为什么爱总是那么难，为什么跟自己所爱的人总是不能在一起，却要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一生；主持人告诉他首先要懂得爱，才能获得爱。
“换个频道。”
司机从容地把拨弄一下按钮。车里的空气凝滞。我努力去想别的事情。我想广告，怎么表现江边大道的长，一人说，用装满红的、黄的、绿的、蓝的、橙的颜色美酒的酒杯，排满整条大道；另一人说用运动、玩耍、谈情、眺望等系列生活场景的照片拼成一条逶迤的江岸线。我想绿化地带为什么总像公园一样热闹，每个早晨都有许多闲人在绿荫下闲聊，一个老人用辨不清原色的网袋斜背一把旧式的折伞，像古代的武夫，还有一个患痴呆症的少年，傻呵呵地笑，拼命摇晃他妈妈的手，一挣开就高抬腿往前跑；我想恐龙化石展，海报上是一条恐龙分成两部分，腰部至尾巴是骨架，腰部至脑袋是原貌，许多六岁以下的孩子去参观，排成恐龙一样的队伍，他们的老师有的穿透明的黑纱上衣，跟迪厅里领舞的小姐一样……
终于到家了，华西街44号602号房。傍晚七点，垃圾已经被收走。打开门，丹尼已经在里面，他在我不在的时候放黑豹的音乐，正是那家喻户晓的“你到底爱不爱我”，见我回来，热情迎上来亲一口，然后换了张CD，《村上春树爵士印象》。
“你可以不换。”
“你对村上情有独钟。”
“除了你，我喜欢很多东西。”
“那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
“生活呀，喜欢是幻觉，不喜欢才是真实的，我一年四季随时发情，只有你让我落到实处。”
“迟早有天我会受不了的。”
“不单你，我也在忍受，没有情人的世界一片黑暗。”
“那你去找呗。”
“都消失了。”
“我不愿看到你念念不忘的样子。”
“那你希望我有新欢。”
“如果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勉强。”
“不是勉强，是惯性，像许多互相取暖的人那样。”
丹尼不出声了，这一晚，我们没有拖地板。
理我的头发，把遮住脸的部分拨开，轻轻地亲一下我的嘴唇，唤一声“宝宝”，我没有应。他又用指尖在我手臂、背部、腰部划来划去，再回到颈部打一个圈圈。
我侧过身去。他吻了吻我的头发，手从背部滑向我的腰部，轻轻贴在上面，护住我的肚脐。
他的呼吸变粗，气喷在我的头发上，耳廓有些痒。他的手向下滑去，伸向我的内裤，迟疑了一下，又把手缩回去，开始伸向我的胸部，轻轻揉捏我的乳头，然后按住乳房。他的性器一直鼓着，抵着我的臀部，能感觉到它的蠕动。
他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试图扳过我的身体，我僵在那里，他只好松开了手。
我睁着眼睛，对着墙，对着黑暗。暗处没有容器的脸。没有汉森的脸。没有橙子的脸。所有日间见过的脸都不在这里。黑暗也是这样望着我，只能看见它的脸。
从黑暗中入梦，进入海。这是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海水不是蔚蓝的，颜色很淡，在日光下发白。我捧着一束百合站在岸上，想寻找一只旧木船，想把百合放在船舷，想把自己葬在海里。我看见了一群贝壳少年，抬着一只旧木船，去赶海。我嫣然一笑，想追上他们，一起赶海，可怎么也追不上。我高声叫他们，“喂！”没有人听见，没有回头，没有人停下，我一遍遍地叫都无济于事。
百合在烈日和海风下，很快就蔫了。我想给它浇一点儿水，可只有海水。我在岸上等，远远看见有座木桥，走过去，木头都有些朽了，缺了几块桥板，随时可能掉进海里去。桥面有个旧轮胎，用绳子绑着。我放下百合，趴下，双肘抵着桥面，脑袋从轮胎穿出去，肩膀抵着它。童年时也玩过这种游戏，小小的肩膀，小小的身子，一下就穿过去了。这样看海才能看到蔚蓝。日落时就是金光一片了。
要赶在天黑之前沉入海底，我对自己说。于是退出轮胎，拾起百合。走向桥的末端，忽然想起，这不是桥，它一端连着岸，另一端呢？无边的海水。我走过去，正面直立着倒向海，一点水花都没有。我等着看见五颜六色的小鱼和黄色的珊瑚。可一直没有沉下去。相反，我仰面浮在水上，百合完好无损在手中。身体很湿，冰凉冰凉的，在湿里头，起不来，也挪不开。
“宝宝，醒醒，宝宝，起来。你流血了。”
丹尼推搡着我，我不情愿地睁开眼，头很痛。动了动身体，看见了床单上一滩血渍。是月经，上个月是28号来的，这个月提前了六天。对了，潮湿的感觉，希望下一次月经周期再短一点，可以早些见到海。
丹尼手忙脚乱地从衣柜里找出我的护舒宝，取出一片。我一把抓过来，褪下内裤，再打开衣柜翻找一条干净的，然后胡乱撕开护舒宝的包装。
“宝宝，你别急，别急，急了就弄不好。”
我一听觉得好笑，他瞎掺和什么呀。
在丹尼的帮助下，我很快把自己弄干净了。那一刻，我的鼻子有点儿发酸，他为什么要这样，我经常诋毁他，在所有人面前把他说得像哈巴狗或者发情的野猪，甚至当着他的面去跟别人调情。
“宝宝，你怎么了？”
“事实上我不讨厌你。”
“我知道。”
“但也不喜欢。”
“我知道。”
“你不适合跟我在一起，会很苦。”
“我自己做的事情很清楚，我不想看着你没人照顾。”
“你活着就是照顾别人的吗？你怎么这么无聊？”
我忽然叫嚣起来，很生气，很无助。丹尼伸手抱住我，把我的头埋在他的胸口。
“安静一点儿，安静一点儿。去洗脸刷牙，我昨天买了酸牛奶，你带在路上喝。要不，你跟我一起打车，先送你去公司，我绕个弯再转到越秀桥上去。”
他用湿毛巾擦擦我的脸，把牙膏挤好，然后和杯子一起递给我；刷完牙，他把洗面奶一点点敷在我的脸上，用指尖轻轻按摩。我麻木地站在那里，任他摆布着，甚至用冷冷的目光看着他。在这个早晨所做的一切，他将会在不久后明白：没有丝毫意义
十
木子美
再见容器已是一周以后，同样在礼拜天下午，Take Five放电影时间。
这次是经典与变奏系列的《秋刀鱼之味》与《变态家族》。日本电影在中国的反应与小说相似，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说它变态。我对日本文化有些好感，尤其“变态”电影，它把潜伏在人内心的危险像蚕丝一般抽出来，让人对自身产生恐惧，有自毁的冲动，很过瘾。
来的人比上次少，但同样在衣着方面有个性标榜的嗜好，比如戴造型古怪的帽子，穿粗布对襟上衣，挎藤织大如买菜篮子的手袋。还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喜欢在闲谈中显得有智慧，攻击而不太挑衅，自嘲而又带着挖苦。
电影放映前，打扮得很精悍的皮先生通知：该影迷会的头头宁先生下午会出席。我脑海掠过一个录像画面：宁先生坐在户外空地上，背景是一片空旷，许多摄影机对着他。正是王磊的电气运动音乐。
会结束后次日，宁先生以一个音乐代言人的身份接受采访。其中一个摄影机，从地面往上拍摄，从宁先生的鞋，扶在膝盖的手，到他的嘴唇、鼻孔、毛孔，全部来个特写。配音自然是宁先生权威式的讲演，讲的是地下音乐与商业包装。那时未接触电影，接触后才知道有个术语：声画错位。
这位宁先生到底长得怎样，一直是我心里的谜团，终于可解。进来个矮男人，其貌不扬，三十岁光景，圆脸，头发很少，有股霸气，穿一条膝盖剪了若干个洞的牛仔裤。这就是以前卫著称的宁先生了。
容器跟着宁先生进来，穿了一件图案简单但神秘的蓝色T恤，黑色牛仔裤是今夏流行的裤腿上翻的那种。他倚着门，双手交叉在胸前，扫一眼屏幕，目光开始转向座席，在我身上停留两秒便移开了。他的表情总是很平淡，又显得心不在焉，好像在任何地方都不适应，为应付而存在。他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天气，不晴、不阴、不下雨、不刮风，近似多云，却又不浓密，缓慢移动着。他的嘴唇单薄，像固执停在四季枝头的叶子，即使昏暗中也轮廓清晰。
他走向吧台，低垂着头。经过我前面时，我的心颤了一下，希望他稍作停留，可他毫不犹豫迈了过去。他在吧台边上坐下，独自发了一阵呆，再向宁先生他们走去，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即使说话时，目光也是那样一阵飘忽。我判断他并非对话题很感兴趣，仅为了加入和说话。朝那个角落望了很久，始终再碰不到他的视线，兀自怅然起来，觉得像孤单单的两个影子，再寒冷也不愿靠近。
听橙子说他已失业，为找一份不用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主动失业。他在等待幻想，而非现实，又或应付现实久了，蜷在自我世界里幻想一下。他没有许多失业人那样的惶惑与失意，纯粹跟自己玩。
置身《秋刀鱼之味》冗长的剧情，我开展各种想像。仿佛从见他第一眼起，我的日常事务就多了一项，揣测容器。把他变得复杂难懂，赋予他各种特征与定义，把他想得无辜受伤或坚强无比，想成情人或孩子，并且不断提醒，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个习惯：跟自己恋爱。做好许多爱情圈套，往自己身上套，玩着又觉得孤独，决定多套一个人进来，于是假设好对象，假设好空气和马路，适时发生。这一次是关于容器，找一个装自己的容器，精致如香水瓶。一个英文名叫乔治的男人在此时出现，便是了。
《秋刀鱼之味》映完，皮先生忽然站在屏幕前发问：
“小津安二郎是个很出色的导演，大家有什么看不懂的吗？”
这个问题让在座的人茫然，问得不专业怕被人嗤之以鼻，承认有看不懂的地方本身就更需要勇气。冷场了十秒钟后，皮先生提高了嗓音：
“随便问嘛，大家交流一下。”
终于有个体态丰腴的长发女孩举起了右手：
“我想问一下，秋刀鱼是怎样一种鱼？”
“日本人常吃的鱼，体形狭长，扁扁的。”
皮先生在日本留学八年，回答这个问题，就像北方人解释二锅头的度数。
“是不是就像咱中国的鲈鱼呀？”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我身后响起，接着有人窃笑，我回头看一眼这个发问的男人，他的西裤很白，翘着的二郎脚不安地放了下来，在地面搓了两下，不知打算怎么摆放。
“噢，不是。”
皮先生温和地否定了他的猜测，神情如遗憾的教授。
“广州许多日本料理店都有卖，味道有点儿酸。”
坐在吧台的容器插了这么一句，无聊的秋刀鱼问题打住了。我兴奋地望了容器一眼，他还是表情淡淡地坐在那里。
“大家趁着中场休息，跟宁先生照个合影吧。”
皮先生发出邀请，只有稀疏几个人从座位上起来，看着其他人没动静，又坐下了。这时容器过来了，在几张桌子间穿梭，边走边说：
“自愿啊，会刊要出个全家福，就当起来散散步。”
“能不能改天单独跟宁先生合影呀。”
坐在最前面的一个女孩懒洋洋地朝容器看来。
“随你。”
容器简短吐出两字，径自到门外去。
“自认为漂亮的女孩子，站到前面来。”
皮先生一提议，女孩们都退到后面去了，宁先生和几个男人站在前排。最后一排的人多，断成不规则的两半，容器和我恰好在断层。我想站上一个台阶，与他并肩，终又没站上去。
“大家别太拘束，亲近一点儿。”
皮先生要按快门的一刻，一只男人的手从左上角伸过来，轻轻搭在我的右肩上，未及一秒钟又从肩上滑去，“咔嚓”一声，合影完成。
在接下来的100分钟影片里，我回忆了100遍那只男人的手。羽毛一般滑去，来不及看清他的掌形是否优雅，手指是否修长，指甲是否光洁，也来不及留在菲林里，在身后移动着的手,了无痕迹。
只有我知道那是容器的手，他到来过，转瞬即逝。他也许无意，也许漫不经心。可我宁愿把他想成有意的，以至若干年后，我忘记了容器和Take
Five的一切，还有一只温柔伤害过我的手，羽毛一般拂过的手久久停在无助的青春里。我唯美和制造感动，这样方可找到生活继续的理由，等待然后和然后。
电影一结束，我像抢闸的水离去，害怕不可自制的心痛。如果一切是无法的开始，就在自己的爱情圈套里自缚自怜吧。
“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Lolo，我的呼机电池不足时，它显示这样的信息，这就是我的名字。”
“Lolo，Lolo是吗？”
“不是别的。”
“我们下周在沙面有个Party，你来好吗？”
“我只是学生，我不懂电影，不懂格里菲斯或者布烈松，我去了无话可说，会很孤独。”
“没有关系，你来吧。”
容器就站在面前，我望着他，内心有无数叶子簌簌落下。多么艰难啊，我假设好对象，假设好空气和马路，可将要发生时，我又宁愿结束，因为想到无力承受。
什么Party，不过是在一个新的大厅里，放着《图兰朵》歌剧，人们陆续进场，然后放映《广岛之恋》和《枪杀钢琴师》，完了有一个西式自助餐，你可以留下享用或离开。
我穿了一件浅绿镂空的针织中袖上衣，里面的黑色胸衣清晰可见，配一条黑纱长裙，两边的叉开到膝部，坐下时，自然露出半边小腿，橘色高跟鞋也会很挑逗。
踩着红地毯上二楼的大厅，环视四周，没有容器的影子，有些失落。你可以想像巩俐与美的空调的关系，一袭淡妆地进来，脸上蒙着一层忧郁，又显得矜持，她想要一种清新怡人的空气驱散心中的阴霾，她环视，终于露出一丝笑意，她看见了美的空调。
容器没有成为美的空调。不经意地掠过，在他脸上停留两秒，如他对我所做的那样。这个细节不存在。
新的大厅是个故作深沉的毛头小伙。墙太白，且空，亮度太高，完全没有酒吧那种被音乐和心情装饰过的暧昧，可放的是歌剧，上流和富丽堂皇的东西。
我坐着，不知所以。直到《广岛之恋》开映，被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的激情拥吻后的对白吸引。
“我去过博物馆，看见人们在里面徘徊。他们若有所思地在照片和复制片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东西……复制品做得十分逼真，让游览的人都哭了。”
“你什么都没看到，那些景象是骗人的。”
“我还看了新闻片，历史就是这样写的，不是我杜撰的，第二天，有些动物又从灰烬中、从地面很深的地方钻出来……人们拍下了照片，留作纪念。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
“你什么都没看到，那些景象是骗人的。”
“我没有瞎编。就像在恋爱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幻觉，一种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幻觉，我产生这样的幻觉，我永远不会忘记广岛。就像在恋爱的时候一样。”
同样，我也什么都没看到。从十七岁开始，我接受过许多真诚与不真诚的吻，我以为看到了爱情的全部，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能肯定的是幻觉，在许多时候描述回忆，我在幻觉里头拼命抓住一根稻草，对着稻草自吟自唱，聊以度日。
容器在《广岛之恋》结束后还没出现。我离开大厅，沿着江边来到一间小店，我决定打一个电话给橙子。
“喂，你在哪里？”
“在外面。”
“我在沙面看电影。”
“那就看呗！”
“是《广岛之恋》，什么都没看到。”
“很久以前看过，细节忘了，只知道有个神经质的女人。”
“我想看到你。”
“那就想呗！”
“我必须看到你。
“哦，我知道了，你表达了你想表达的东西，这就够了。”
挂了电话，回到大厅。《枪杀钢琴师》正在放映，旁边多了三个老外，呢喃细语，每到他们熟悉的音乐出现就很兴奋，“吱吱”地叫。前面的女孩在打瞌睡，把困意带给了我。
我又一次离开大厅，江边的树不知是柳树还是杨树，反正无精打采的一排。1999年5月的某天，我经过这条路，大家举着许多条幅发出抗议的声音，我们往美国大使馆砸瓶子，里面其实空无一人；我们叫着不知所谓的爱国口号，朝桥上经过的装满外国游客的汽车示威，但警察很快让我们解散。我们为仪式停课半天，像一场防空演习。
不知在外面游荡了多久，走的路肯定不长。没有方向感，害怕迷路，跟许多女人一样。穿得如此婀娜，不时有路人盯着我看，我偶尔看看他们，偶尔看看橘色的鞋尖。忽然很想飞跑，抢了别人的东西那样飞跑，却一动不动站了半晌，往回走。
刚进大厅，容器恰好迎面出来。
“怎么不看电影？”
“看了，什么都没看到。”
“哦，你，你先坐着吧。”
自助餐已经开始，歌剧《图兰朵》继续播放。除了我坐的这桌，许多桌子都坐满了人，他们彼此熟悉，谈论熟悉的话题。我把会刊翻了几遍，记住法国新浪潮、戈达尔、《断了气》这些不连贯的词。琳琅满目的西式点心在大厅右边排满，许多人选择喝可乐，我要了一大杯啤酒和一盘比萨。
容器忙于应酬，他在我面前经过几次，都没有停下来，但每次他一定会看一眼我的橘色高跟鞋。恰如他所见，我很孤独。
他与一个胖子聊得最久，倒了一杯可乐和三杯啤酒；我也继续倒啤酒，并想走过去，加入他们的谈话，但我没有。我认为他应该邀请，哪怕随便打个手势，可他没有，直到我一声不吭离去。
出来后，我有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不是他骗我，而是他让我骗了自己。
我给丹尼打了个电话，通知他来接我。
“我参加了一个无聊的聚会，可能会过敏，可能会生病，有些不祥的预兆，你在十分钟内出现。”
丹尼来了，他着急地捧起我的脸，呼吸还未均匀。
“你脸色不大好，生病了？”
“我难受。”
“你说会过敏，现在感觉如何？要不陪你去买点儿息斯敏。”
“不要了。”
“想去哪里？”
“想买很多很多东西，我什么都没有。”
“你上次说的羊胎素海藻面膜，我一直没空去买，现在去？”
“我不要你了！”
“怎么了？”
“不要你了。”
女人伤心时会疯狂购物、暴吃暴饮或者无理取闹，我选择了第三种。
挣脱了丹尼的手，哭着往前跑，我要找一个公共汽车站，随便坐一路车，随便去哪个终点。丹尼追上来，一次次拽住我，又一次次被我甩开，他试图从前面抱住我，我却把他撞开。没有公共汽车站，这地方没有。我躲进一个角落，抽泣着，抽泣着。
“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我不要你了。”
“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无法让你快乐。”
“我不要你了。”
“我从来没有在大街这样追过一个女孩，被她大声训斥，仍要死皮赖脸地跟着。我不放心你，你像一个不懂保护自己的孩子，你任性、脆弱、充满幻想。如果有一人好好爱你，也是你所爱，我可以走。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哭累了，回家吧。”
回到华西街44号602号房，我躺在地板上，地板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拖了，很脏。丹尼跟着躺下来，抱着我。
“你知道《花样年华》吗？它的英文名是In the Mood of
Love，我喜欢那样的青灯和雨夜，我喜欢张曼玉和梁朝伟之间玩的模拟游戏。有时候，我想写一部小说，想把你写进去，把你写得粗俗无比，最后让你死掉。我想让你死在马路、桥底或者隧道口，你选择一个。”
“马路吧，我每天上班要穿过许多马路。”
“你知道司机都很聪明，他不会帮助一个想在过马路时寻死的人。”
“那就桥底了。”
“你要经过越秀桥是吗，你告诉我死的情形会是怎样。”
“桥底其实很安全，桥面窄，你可以写我被撞死在围栏上，鲜血四射，面目全非。”
“不行，我更喜欢你死在隧道口，淘金路下来，有条长长的隧道，你跟我一起走过的，那里来往的车很多，开得很凶，有天你找不到我了，失魂落魄经过隧道口，一辆车急速开来，你不知躲闪，然后被车抛上高空，摔在车的前方，脑浆涂地。”
“好吧。”
丹尼说着，紧紧把我抱起，在额头上，脸颊上，嘴唇上，亲了又亲。
“你的口水比以前少了。”
“我每天在节制喝水，我知道你不喜欢湿漉漉的感觉。”
“你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可爱，我却想要你死去。”
“这是终究会发生的事情，我经常觉得毫无生趣。”
“可你仍旧去打球，跟许多热爱生命的人一样。”
“我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少，活着是觉得可能对别人还有点儿用处。”
“谁都不会记住你，我也不会。”
“这样也很彻底。”
“也许我们可以到另一座城市去生活，你工作，我上学，学美术或者摄影，成天四处游荡，发现许多感动的事情。”
“你不能永远活在幻想里。”
“我是水，水总要去到想去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可怜的孩子。”
“我越来越想离开你。”
“为什么？”
“你不能成为我的容器。”
“你要怎样的容器？”
“他让我精致。”
“怎么才叫精致？”
“我为他的爱而努力，成为不普通的人。而现在的生活让我厌倦和无所适从。”
丹尼叹了一口气，走向阳台。内环路的灯很亮。
“我们拖地板吧。”
我在厅里叫他。
“为什么现在有了兴致？”
“为了可能不再共同拖的地板。”
丹尼无言，拿了拖把进来，我收拾好东西，盛好水，他拖第一遍，我拖第二遍，像刚搬来的那天一样。
与丹尼很少说话。我在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遍接一遍地听《村上春树爵士印象》。
它是一个我认识的酒吧老板自制的CD，在一些酒吧有卖，一张40块。在他还是书店老板的时候，想像叶子和柏油路面相撞的情形，他听见Miles
Davis小号的颤音，一个女孩踏雨而来，买了一本村上春树《青春的舞步》，如叶在雨中消失。几年以后，他听着《Nuit Sur
Les Champs-Elysees》，想做一些关于爵士和村上的事情，就有了这张CD。
那个酒吧有个很灵魂的名字，叫“麦田吧”，时常有摄影家、画家和作家在那里聚会，偶尔也放巴洛克风格的电影，我从未碰上。酒吧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区里，所有去过那里的人都有过迷路的经历，千菩说她迷过四次，我迷过三次。
在格调相近的酒吧会时常碰见似曾相识的人，似曾相识久了，会成为熟人。比如在Blues
Republic见过的人，他会在水边吧、麦田吧、甚至玄鸟吧出现。可在Take
Five出现的很少，可能因为它有老外弹钢琴，长岛冰茶卖到40块一杯，没有扎啤出售。但它也卖《村上春树爵士印象》，这是我喜欢去的酒吧共同的特征。
又是礼拜天下午，我照常来到Take Five，这一次的电影是《男性女性》和《女收藏家》，容器没有来，我设想他去了沙面，无动于衷地看完电影。
我想自己大概可以忘记容器，可三天后，我的呼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正是容器。他不知我是Lolo，我在登记卡上留的是真实名字。他告诉我国庆期间停放电影，两周后继续。那时我正和公司的人去Take
Five附近的一座大厦见过客户，听到这个消息，决定独自去 Take
Five坐坐。在电话里，我没有透露Lolo与我的关系，简单地“嗯”了一声，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我要了一杯芝华士，并打了一个电话给橙子：
“我在Take Five，我要了杯芝华士。”
“我只喝这种威士忌。”
“很小的一杯。
“可以多喝几杯。“
“这里的芝华士比别的地方都要贵。”
“你发烧好了吗？”
“好了。”
“这么快。”
“没有吃任何药。”
“酒吧里人多吗？”
“很少。”
“你一个人？”
“我会在这里写些东西，在靠窗第二个位置。”
“那你写吧。”
侍应给了我一枝蜡烛。我开始虚拟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喜欢在路上跑，跑着不肯停下来，因为她相信一直跑着的人停下来便死了。她跑，是因为她要找寻一些东西，找寻能让她最终停下来的东西，然后为此而死去。她其实不知那是什么东西，许是一个人，许是一间屋子，许是一场车祸，许是一个山洞，也许什么都不是。她跑，跑到最后都没找到那个东西。这时她已奄奄一息。她终于明白，那个东西就是时间，她在时间里死去。
写完后，我朝四周看看，人确实很少，但有一个单身男人，坐在我前面，他一直在打电话，酒吧里弥漫轻淡的爵士乐，在这种背景中打电话应该很惬意。他不像要约会女人或者男人，就想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他聊完一段，按一下手机键，继续拨号，打另一个电话，如此重复下去，脸上始终保持温馨的笑容。他电话的对象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时而在谈生意上的事，时而在问家里的花瓶怎么打碎了，打碎了就再买一只。
还有一个单身女人，三十五岁光景，坐在另一面玻璃靠窗的位置，她像在等待什么人，因为她不停抽烟，不停看表，可是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在她对面坐下。她也许已经等不到她要约见的人，但她也不走，继续抽烟，神情凄然，也许她在等另外一些人，男人或者女人，熟悉或者陌生的。她也许应该随便打一个电话，以至不那么孤独，因为她不像我那样有事可做。如果她没有手机，可以借酒吧的电话，哦，酒吧的电话有人占着，那么她可以向我前面那个男人借，反正他那些聊天无关紧要。要么她，或者他，坐到对方的桌子，自我介绍并开始交谈，跟许多酒吧里的人那样。
我在假设酒吧里的人际关系，甚至把侍应们也纳入其中。想像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到酒吧工作，接待过哪些神秘或普通的客人，有没有收过小费，是否懂得每天所放的爵士乐，喜不喜欢，还有他们单薄的工资如何应付凌晨回家的打车费。 甚至酒吧与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它旁边有个待建的工地，杂乱无章，怎能和酒吧协调；还有那个士多店，看起来很窄，放着一部20寸的电视，吸引许多民工围看，他们知道两米之外就是这间富有情调的酒吧，但他们绝对不会来。
在假设中不知打发了多少时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酒吧里最孤独的人。于是决定在离开之前，打一个电话，打给容器，让自己感觉整晚其实是有所期待的。 酒吧的电话还是占着，我决定到士多店去打。
“你在干什么呢？”
“找书，家里刚搞过装修，该死的，书都找不到了，在哪，在哪呀。”
“你那边很吵。”
“音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不听音乐要死人。”
“是你吗？你像喝了酒，没有平时严肃。”
“是我，我是谁？”
“我打错电话了。”
“没有，但，你打给谁？”
“我不能说。”
“你在弹钢琴。”
“是电视的声音。”
“哦，你在哪？”
“Take Five.”
“跑那儿去了。”
“你过来吗？”
“我得先把书找到，我可以去见见你。”
“你怎么不问我是谁？”
“哦，你是谁？经常有女孩打电话跟我开玩笑，我听她说三句话就能猜出来，你例外。”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哦，不，不。我只是先要找到书。”
“我挂了。”
我很满足地回到Take
Five。素来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想玩得潇洒，但通常玩不到最后。因为我真实，真实到自觉地站出来，告诉找我的人，我就在这里。童年时，就是这么玩这个游戏的，总让人说我犯规，不好玩。我说游戏玩到最后，都是要结束的，藏得太久，好辛苦。他们不同意，说这样找的人就会没兴趣。我固执，一直这么玩捉迷藏的游戏。
离开Take
Five后，回到了华西街44号602号房。丹尼不在，他不习惯待在一个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地方。打开音乐，仍旧是《村上春树爵士印象》。看到了电话，我拨了容器的号码。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要说什么？”
“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关于什么？”
“我在一个月以前喜欢过你。”
“哦，我有什么好，很简单一个人。”
“我不这样认为。”
“你是长头发的。”
“多长，到腰上吗？”
“不是，齐肩。”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不敢告诉你，太沉重。”
“……”
“我是否太直率。”
“我喜欢直率的女孩。”
“我明天可以见到你吗？”
“可以。”
“在哪里。”
“Back Street，我每周会去那里几次，跟家一样。”
“我明天给你电话。”
色中裙。仍旧是那双橘色高跟鞋，它不但和许多裤子恋爱，也见过许多人。整体上，我穿得比较职业化，与年龄不称；有人建议不要穿黑色，显得太瘦，我说瘦是我的特征，不是缺陷，不想回避。
从华西街去天河打车是18块。我经常用车费计算华西街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到公司不跳表，到Blues Republic15块，到Take
Five12块，回学校是20块。
有诗人写过广场指向的变迁，从政治集合到让人不知所措，提到的正是天河城广场。而今天，它成了我与容器初次约会的地点。
下车后，我寻找“联想”所在，已经是迟到十分钟。容器背对着我，穿一件白色T
恤，配黑色牛仔裤，显得瘦削，他的背微驼，许是等得有些疲倦。我走过去，一直走，到他身边也不停留。来往的人很多，我想知道他能否认出是我。以前也玩过类似的游戏，见没有见过我的人，在他附近踱来踱去，观察他等人的神情。
走出了二十米，容器仍旧没有叫住我，我转身，依旧一脸无谓往前走，与容器的距离越来越近，能感觉到他在盯着我，故意不让视线与他相逢。将要擦肩而过时，停住了，静止两秒，把脸转向他，嫣然一笑。
容器丝毫没有笑意，仿佛了解我自作聪明。
截了一辆车，往Back
Street。他的位子靠窗，但把手抬起搭在我的座位上，离我的发梢只有二厘米。我笔直坐着，不让身体往后靠。上车后沉默两分钟，才开始说话。
“我见过你，在Take Five 。”
“你在那里见过许多人。”
“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心事重重。”
“你那时在失业。”
“有两个月每晚出去喝酒，现在重新工作。”
“很自由的职业？”
“网络编辑，仍要每天上班。”
“什么频道？”
“电影。大学时期的爱好，维持至今。”
忽然，我们中断了谈话，他往车窗外望，我也同样。我们似乎更适合在电话里沟通，他的表情让人拘束。
Back Street到了，它的英文名字叫鹦鹉。鹦鹉在后街歌唱，还是在后街偷窥。取义取意都有些说不通。正如电影《卧虎藏龙》译成英文就不知所谓。
这是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吧，老外自然多，他们喜欢在一层露天的地方喝酒。一个金发男人正在大声说：“我操。”“真臭。”清瘦，脸长而尖，眼睛鼻子挤成一堆，在外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女孩倒更像有西方血统，白皮肤，高鼻梁，英文相当流利，当然金色染发也比一般人地道。她应该有个很出色的中国男朋友，不愿设想她要与这个长相奇异的老外出国，像许多女孩期待的那样。
容器果然熟悉这里的一切，每个女侍应都跟他打招呼，老板也拍拍他的肩膀，叽叽咕咕一阵英文，照打九折，调酒师知道他喜欢在威士忌里加可乐。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喝法，但忘记他告诉我的威士忌名字，以至后来，每次要求在威士忌里加可乐时，侍应都要给我建议。比如马天尼、珍宝最好只加冰，黑牌勉强可以加可乐，有时会说不如加苏打水吧。
“加了可乐没那么浓烈，适合女孩子。”
容器领我在顶层坐下后，说了这么一句，接着又沉默了。张开手搭在沙发的肩部是他的习惯，看起来懒懒的。他盯着半空中的电视，播放的是奥运赛事，我不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显然他已忘了我是个学生。甚至忘了我叫Lolo。
“我告诉过你的，既然忘了，就不再告诉你。”
“你喜欢去哪些地方玩？”
“一些酒吧。”
“比如？”
“Blues
Repiblic去得最多，离学校近，从去年10月待到今年8月，经常在那里一个人坐着看书。曾经很喜欢那里的吉他手，他看起来很不健康，眼圈黑黑的，让人心疼；在那里认识许多人和看过一些电影，尤其喜欢《梦旅人》；在那里喝过许多啤酒和一些伏特加，每次喝伏特加都要醉，醉了有时会对吉他手大叫：‘我喜欢你。’有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写到这个酒吧，就会写到我，写我是个神秘的烛光少女，说见过我读梁凤仪的小说或者一些晦涩的文学评论，也有人把我写成不可理解的新新人类，说我开始很酷，许多男人自愿为我买单，后来又觉得受不了我，还说再后来他们敬而远之，我耐不住寂寞，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鬼哭狼嚎。”
“这些都是真的吗？”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的。那里的人让我的名字在许多地方流传，还有许多传闻。它使我到了一些酒吧会碰到说认识我的人，甚至广告公司，电影公司，街头和马路，都有些我不认识的人对我熟悉。他们会把我描述成像电影《女收藏家》里的海蒂。”
“我看过许多电影，却只听说过《女收藏家》。”
“海蒂是个奇特的女孩，她饱满的嘴唇庸懒而挑逗，身经百战却仍挽留住涉世未深天真的微笑，将火辣辣的情欲化得只剩奶昔一般的味道。有人说柔和的色彩和光线恰到好处地陪衬着这个女孩，她的衣服上散发出淡淡的、粘稠暧昧的光。”
“这是有趣的事情。”
“我很早以前听别人称我为女收藏家，我从不收藏邮票、火花或者 CD、VCD，为此不解，直到在Take Five看到这部电影。”
“在 Take Five看电影的许多女孩都挺有个性，但也有的很偏激，曾有一个女孩跟我们闹翻，从此不再来看电影。”
“但也有些女孩很有才华，比如自拍《失调257》的曹斐。”
“是的。”
“幸好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孩，不然会像北京的筠子那样自杀。”
“她是个极端的人。”
容器的话总是很简短。他有三十岁左右，这个年纪的人，对于谈论自己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对于惯用“我”开头叙述的我也只能表现一种耐心。可沉默会让人发怵，每到这时，我们就一口接一口地喝加了可乐的威士忌。他的手机不时有人打进，大概有些是老外，他应付自如。
“你的口语不错。”
“有这样的朋友圈子自然会习惯。”
“你说说电影。”
“我很业余，不像皮先生他们作专门的研究。在Take
Five看电影的人层次不一，偶尔有个导演与观众的见面会，他们会问许多不着边际的问题。现在正在放的‘法国新浪潮’系列让许多会员没有耐心，觉得太闷，来的人少了。你有空可以写写影评。”
“评论不是我擅长的东西，更多时候我想写小说，采用‘法国新浪潮’的手法，作一种影像思考。许多人都觉得电影比小说更适合表达，我却想写电影一样的小说，很闷的电影那样的小说。”
容器的手机再次响起，信号不好，他到了楼下。我再要了两份同样的加可乐威士忌。
他回来之后，拨弄了一下手机键，然后伸过来。
“我为你设了一个英文名，Misty。”
“Misty? ”
“迷雾一样的。”
“我叫Lolo，一个我也不明含义的名字。”
“那我重新设一次。”
“你也可以叫我Misty，只有你一个人叫，多好。”
“昨晚我给Take Five打过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坐着写了很久东西，长发及肩，我想是你。”
我望着他白色T恤上那只小小的长着两只耳朵的机器人。
“那是什么？”
“不知道，它有复杂的名字，上面写着。”
“我喜欢你穿的衣服，你通常去哪里买。”
“Sol，很小一家专买店，在农林下路。”
我们一直聊下去，聊卡尔·波普，聊中国的知识分子。电视上正提到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网上有些虚拟采访，他们问一读者看了《千年一叹》有什么感想，回答是‘下面湿了一大片’，《上海宝贝》的经典引用。”
容器听了，很诡秘地笑。这是整晚，我所见的惟一笑容。
当我们分别喝到第四杯酒时，几乎是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话了，这时感觉他很亲近。明亮的眼睛没有丝毫暧昧，它在传达一些东西，好感或者关注，我不确定。我们是在谈情吗？我开始问自己，在知识分子和卡尔·波普问题上谈情？也许那都是画外之音，我们视线连接的世界如结冰的湖泊。
然而这湖泊在瞬间被敲碎。
他的身体忽然往后一仰，靠在沙发上，双臂摊开。我扭头看见一位穿灰色T恤，黑色牛仔裤的女孩，可想而知，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女朋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或者不是？”
“是。奥运会很荒诞。”
“今晚的一切都很荒诞。我将忘记你。”
“我会给你电话。”
我起身告别，她温柔地对我一笑。
摇摇晃晃出了Back Street。回到家，丹尼已睡下。我找出一张《SCORE》，把音量调到最大，在ENIGMA与LOOP
GURU的混合幻觉中给容器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醉了，你还是一个孩子。”
我挂了电话，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水，水，冰凉的水在我脸上流淌，我想像在水中自燃，身体跳跃无数燃素。手在空中停留，水滴从指缝滚落。只有一个声音：不可能的世界里，幻觉终究死亡。
欢在假日疯狂购物，出游，商家们为趁机赚一笔，挖空心思，忙得像条疯狗。可是海南线旅行爆出冷门，许多促销活动搁浅，杂志的漫画也在讥讽那些从工作的马蜂窝里出来又陷进假日活动泥沼的可怜虫。
发达国家的人是把假日当做真正休闲的日子，许多商店都关门，他们无需借假日发展经济，如果有，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假日广州的麦当劳比平时热闹两倍以上，尤其北京路上的那家，一天到晚的长龙。麦当劳里有张寻人启事贴了很久，一个十五岁香港男孩失踪数日，患有痴呆症，衣衫可能褴褛，父母心急如焚，悬赏100万元港币，截至10月30日。
假日广州依旧有人在挖马路和搭竹棚，出租车在人潮中无法行进，有司机烦躁地按了一下禁鸣的喇叭，引来交警注意。
假期漫长，我决定与丹尼和好，我说我曾经有一段日子走火入魔，它已经过去。我们兴高采烈去东风东路上的湘菜馆吃湘菜，像往常那样点了毛家红烧肉；完了去天河购书城买广告书，我说我要好好学广告，好好生活，丹尼很开心，我挑了从广告学、营销、品牌到创意、文案十几本书，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当然大卫·奥格威的书也在其中。我们白天应酬吃饭，晚上在Peace
Road，Wind
Flower那样白领云集的酒吧度过。我们还去了一趟白云山庄，打网球和看好山好水。一切又像从前那样，丹尼见我就亲，让我随心所欲买喜欢的东西，在军用品专卖店买的迷彩帽子和上装看起来那么神气。
这就是我说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不考虑人生苦恼，及时行乐，似乎每天在假日经济浪潮中的生活，我说过厌倦，又继续度过的生活。我追求的备受精神折磨而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的生活在它面前变得虚伪和可笑。在酒吧看电影和谈灵魂，企图把自己变得高尚和有品味的想法在它面前也是那么不堪一击。我不断地自我否定，以待忘记容器那么弗洛伊德的问题，重新适应大众生活并抛弃头脑。
可我是个不懂服从生活的人，至少在二十八岁前不会改变。有人说青春期是一所病房，我就是固执地躺在中间病床的那个女病人。
假期将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让我再次选择困境和考察容器问题。
Wind
Flower永远那么热闹，花形的石桌台淹没在迷幻的灯光中，没心没肺的人们在里面寻找着感官刺激。丹尼和他的同事喜欢在这里喝酒和勾女，今晚也不例外。
穿着绿色吊带长裙的我和五个男人坐在包厢里。抽烟已成为无聊的习惯的动作，腕上的一串银环随着音乐和肢体的摇摆而麻木滑动。身后的乐队以出卖声音为生，负离子直发女歌手越唱越煽情。
丹尼他们目光聚焦于一个穿黑色大露背装的性感女人，评论她凝脂如玉的背部和光滑纤嫩的脖颈，她在抱着一个陌生男人跳舞呢，那个男人看起来像头猪，他们津津有味地说着，并开始寻找猎物。终于发现右边角落坐着个喝闷酒的女孩。
易达长着一张富有欺骗性的脸，是他们当中惟一的已婚男人，丹尼说每次玩这种游戏他都抢先上，他会谦逊优雅地套近乎，或者直接夸耀自己卓越的性功能，用各种方法骗了许多女孩上床。但这次出师不利，那位女孩对着他就是一言不发，十分钟后悻悻而归。易达装着上厕所，长相老实的朋朋接着上。他聊得很好，女孩掐着烟的手指忘乎所以地晃，朋朋不时得意地瞟一眼我们。
坐在身旁的男人们互相怂恿，左顾右盼，朋朋回来了，故作不屑地说：
“又是一个失恋少女。”
“为什么不今晚把她搞定。”
“她说她明晚会再来。”
“那你明晚再来了。”
“在广州这种事我碰到不下十次，谁会当傻瓜。”
“哦。易达，明晚你上。”
他们捧腹大笑，丹尼甚至拍了一下桌子，我忧伤地望着他：
“在以前，你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吗？”
“是吧。”
“认识我以后也这样。”
“偶尔。”
“你是在酒吧里认识我的，那晚你们也是五个人。”
“那又怎样？”
“你们轮流过来请我，最后我成了你的女朋友，跟你上了床。”
“那又怎样？”
“是啊，没有区别。我鄙视这种游戏，却也在其中。”
我抓起手袋，穿过喝了迷魂药一般的人群。在Wind Flower露天冰凉的夜风中，忽然又想起了容器，心一阵抽搐。
“你在哪里？”
“Back Street，你来吗？”
“我在Wind Flower，和一群男人在一起，看他们玩勾引女孩的游戏。”
“好玩吗？”
“不好玩。”
“现在的人，心像墙一样厚。”
“你呢？也是一个女孩完了下一个。”
“在这个女朋友之前很久，有过一个女朋友。”
“为什么不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和这个女朋友刚开始一星期，许多事情都不清楚。”
“你会一直爱她下去。”
“不知道。”
“如果我不愿只做你的朋友。”
“我要和你再谈一次，其实那天你给我的印象很好。”
“我会给你电话。”
“一定记着给我电话。”
很清楚等力臂才能平衡，可摇摇欲坠的感觉让人癫狂，全然不顾抛上高空或者粉身碎骨，
终有一天摔下来了，便以为这是彻底，并在疗伤中悼念彻底。
我不幸也踩到这跷跷板上，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我以为自己摔倒过，下意识地重蹈覆辙。
为了与容器的下一次见面，我做了精心准备。想让一切变得美和伤感。
第一件事是把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写进日记，详细地描述时间、地点、天气和对白，它有天会成为历史，所以每一次见面都要想像成最后一次。写日记的时候，丹尼就在旁边，但刻意让他看见我破釜沉舟的陶醉。
第二件事是次日找到那家不起眼的Sol专卖店，买一件秋天里他可能会穿的棉质T恤。我判断他喜欢浅颜色，在木架上挑了一件米色的，同样有神秘图案，奇异的数字28和一张逼真的蜘蛛网。我让小伙子老板给我试穿一遍，大码、中码和小码，他说从香港拿来的衣服码数都偏大，他1米78的个头只穿中码，T恤袖子太长会很难看。容器不算太高，我决定买下那件小码。我说给一只精致的厚纸袋，小伙子给了个墨绿的。
第三件事是回学校，在没有丹尼的地方无所事事待着，等晚上十点以后的约会。
第四件事是换上新买的墨绿色裤子，墨绿色背心，挎上浅绿的SIS休闲包，戴上迷彩军帽，让它们与墨绿的纸袋浑然一体。
晚上八点的时候，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说他已有三十五岁，曾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当过多年记者，现在是某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在许多人那里听说过我，想要见见我。
我没有拒绝，他要见的不过是一个传闻中的女收藏家，只说十点以后有个约会，他说自信有让我不想离开的魅力。
我们在学校旁边的一家茶座见面。他是一个高而瘦，半秃顶的男人。头发精心梳理过，看起来仍旧很老。他跟我谈文学和广告，我说对这些一无所知。他说那么给我看相，我眉毛清淡，命比较苦，即使大富大贵也不得安乐；我嘴唇丰满，线条清晰，是舒淇类型的现代美；我眼神迷离，笑容天真，是个可怕的矛盾的女孩。我说不习惯被人当面描述，尤其奉承。他说那么给我讲他的人生经历，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离了婚，不是外遇，是为了自由，与许多人不一样。我说认识许多人与你一样为自由离婚。他说那么给我讲他最难忘的一次经历，他在离婚之后独自去连云港，火车过了城市他不知，一直坐到海，天黑了，迷路了，陌生的好心人把他领到最深的海，他彻夜在寒风中面对海，流泪和感慨自然的力量，回来后写了篇优美的散文；我说许多去过高原和荒漠的人想为自然而死，都活了下来，并剽窃自然的力量写了优美的文字。他说我任性刻薄，让人有征服欲。我说许多人轻易征服了我，觉得不过如此。他说从没见我那样特别的眼睛，能否在今晚之后再见我一次。我说不会再有下一次，而且没有为什么。
从茶座出来，又碰到一个半年不见的男孩。他毕业后回了家乡肇庆，现回广州考注册会计师。我在大一的时候认识大三的他，那时他留着长发和很长的指甲，在各自寂寞的日子相互拥吻过，曾在早晨的暑假的窗口撩起裙子叫在窗下看我的他，曾说过四十六遍让他娶我，曾在后来的邂逅继续拥吻。他已剪短了头发并且找不到后来换了电话的我。他深情望着我并索要我新的电话号码。我把号码留给他，并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他问我这么晚了要去哪里。我说去我想去的地方，跟从前一样。他说一定要记住他的手机号码，并偶尔给他电话。我说也许有这么一天，我不知道。
容器告诉我他在Take
Five，但没有告诉我女朋友也在那。我打上车进入广州的夜和灯，路程漫长，我一次次打着挂在胸前的Salem打火机，司机以为我在抽烟，一次次回头，我却没有。
深夜十一点的Take
Five仍在工地和士多店旁边响着轻淡的爵士乐，坐在吧台上的容器和他的女朋友不知正聊着什么。我走过去，还没走到，他便回头，和我单独在靠窗第二个位子坐下。我把墨绿色纸袋递给他。
“什么东西。”
“打开看。”
“Sol的衣服，你怎么知道。”
“你告诉过我。”
“你自己能穿吗？”
“我不会再送东西给你，所以请你收下，你可以穿它或者扔掉。”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送给我吗？”
容器沉默，看着我，跟在Back Street谈论卡尔·波普和知识分子时那样。
“你的眼睛很好。”
“我不近视。”
我开始抽 Salem烟，用Salem打火机。
“我在三天前已经戒烟，要在三十岁前把烟戒掉。”
“我戒烟会胃痛，很多人说我胡说。”
我转向窗外。
“曾有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在外面走来走去，有半个小时，不像找寻什么，也不像丢失什么。”
“光着上身的男人？”
“难道女人？”
容器诡秘一笑，跟在Back Street说到余秋雨下面湿了一大片那样。
“我不善与人沟通，童年抱着猫猫狗狗度过。”
“我和以前的女朋友也养过狗，后来死了。”
“在分手前，还是分手后。”
“分手前。从此身边的女孩子喜欢怎么玩就任她们玩。”
“我也在某个男人之后那样。我越来越喜欢爱情本身，而非具体的人。具体的人只是幻想的对象。结束或开始都一样。”
“到了一定时候都会那样。”
“和猫猫狗狗一起时，我不那样。它们经常生病或吃到毒药死去，我每次哭得很伤心，抱着枕头哭，湿了整片枕巾。我亲手把它们埋葬，用木头做一块灵牌，记下生辰死忌，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每年特定的日子去祭奠，直到离开家。”
“真的？”
“真的。”
容器沉默，脸上蒙了一层雾。接着拿一根我的Salem，点着，抽。
“我毕业后想去上海。”
“为什么？”
“那里比较小资，爱情可能还没死光。”
“……”
“夜里戴着帽子是不是装模作样？”
“你戴帽子好看。”
“有人说戴帽子比较有个性。”
“你已经太有个性。”
“你喜欢女朋友吗？”
“她很好玩。”
“玩得来已经不容易，她看起来很简单。”
“她也有另一面。”
“我对她很有好感，你看，她唱歌的样子多可爱。”
“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自然。那个钢琴师是广州最好的。”
“他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反正是外国人，我也不懂辨认。”
“我想我该走了，该表达的都表达了，除了看电影，我们将不再见面。”
“不用那样做，我送你回去。”
“留下陪女朋友吧。”
“她可以留在这里。”
“这样不好。走了。”
“谢谢你的衣服。”
那天户外的风和一直颤抖的声音。
故事已经结束，可我制造了刚刚开始的假象。这是我第一次欺骗猫猫，素来喜欢包装并不美丽的东西，以掩饰那些微妙复杂和粗糙简陋的过程。为自己编造谎言有时也是生存必需
。
第三天，丹尼的生日，我为他做了一份鸡汤，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为橙子做的，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写字台上都是
CD，他说过不能在没有音乐的地方工作。《米勒的风暴》放完了，《爱比死更冷》也放完了。他喝了几口鸡汤，继续工作。
我一直在看雨，说不上有什么心事，看完雨，看《你在圣弗西斯科做了什么？》。橙子对小说比我了解，他不喜欢写实的东西，生活都是雷同的，爱情也是。他也写小说，只在里面实现不可能的东西。鸡汤在凉着。
“我不是一个擅于煲汤的女孩子。”
“汤不错，但你要选择一条合适的销售渠道。”
我走了，到了楼下又拨通他的手机。
“你站在第二个窗口，让我再看你一眼，好吗？”
“我已经站在窗口了。”
然后整整一个月彼此没有说话。我按他的说法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直到一天，他从63层出来，看见我和丹尼手挽手在一起。
丹尼喝鸡汤的时候，我没有守在旁边，他喝完告诉我还不错，语气跟橙子一样平淡。然后提议去一个他没有去过的酒吧：Back
Street。第一次我们坐在车里而没有说话，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Back
Street的客人仍旧很多，二层的露台上有金色长发的中国女孩在唱英文歌曲。我提议在一层的露天坐下，丹尼说上顶层去。他提出在我与容器坐过的位子坐下，我挑了另一个角落里的位子。
我们开始抽烟，他要了两杯威士忌，叮嘱女侍应加上可乐。
“你们就是这样聊天的，是吗？”
“你不要问我问题，你已经背叛了我。”
“为什么背叛的人是我？”
“你让我一直误解你是爱我的。”
“我早已不相信爱情。”
“所以我跟你在酒吧认识的所有女孩都没有区别，你只不过对我做了许多温情脉脉的事情。”
“人都是现实和虚伪的。”
“你在有阴谋地伤害我。”
“你呢？你又在做了什么？”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一场毫无逻辑的争论，尤其我对背叛的解释。突然意识到自己可笑的激动。
回到家，我平静地拿出《Loreeda
McKennitt》，它有一个名字：“秘密的”。它的秘密在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和声里，伴奏着疾速的吉他，悠长的小提琴和飘忽的钢琴声。又一次陷入自己的爱情圈套，又一次无疾而终。正如此时的音乐。
再一个夜晚，丹尼像一只受伤的小鹿在床上休息。我们等待结局到来。电话忽然响起。
“你在干什么？”
“等待？”
“等待什么？”
“结局。”
“你说话总是天马行空的。”
“戒心，我要对你保持戒心。”
“刺猬。”
“近来有什么佳作。”
“实现了一个新疆人的预言，在一个看电影的酒吧祷告和眉来眼去，差点儿走火入魔。”
“恰好我也想去酒吧。”
“你的睡眠不是通常从下午五点开始的吗？”
“那时身体欠佳。今天不同，今天下雨了。下雨时，人们都在家休息，我得出来了。”
“所以找我。”
“一个希望。”
“找一个中点，就在Take Five吧。”
他是一个编辑同时又是小说工作者，在大陆永远成不了一个作家，他没有标点符号的小说没有发表机会，刻薄的说他意识不良，婉转的说他太前卫了。
他没有带伞，长得像猫头鹰，坐在酒吧中央。
我穿着浅蓝色外套，宝蓝色的鞋，脖子上挂着Salem火机，他说我气色看起来很好。
“喝什么？”
“威士忌。”
“加点儿什么？”
“可乐，哦，不，加冰。再也不加可乐了。”
侍应对我的回答有些奇怪。他也要了一份，然后坐着不动了。侍应站在旁边，欠了几次身，就是不好意思说话。
“给钱呀！”
“哦，久不出来，付账的习惯都忘了。”
他从蓝白相间的腰兜里掏出100元，找回来的零钱直接压在酒杯下。然后开始说话。
“说些什么呢？不谈文学。”
“事实上我们无话可谈。”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爱他。一个好的作家，有无穷魅力。他的作品已经完全包含了轻佻与沉重，剩下的作家都是在模仿他，要么成为淫秽作家，要么成为乏味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没有人比他对女人琢磨得更透，他可以为心爱的女人安排与情人的约会，出谋划策，考虑周全。我真想找一个地方大声地说：‘我爱他。’”
“这里仿佛很合适，人们会为你倾倒。”
“哦，不。我想在这里敲鼓。我从来没有学过，可我一定是个天才。我心中有个节拍，凭着灵感就可以敲出一流的鼓。”
“这里也有鼓，上去敲敲？”
“哦，不。我更想成为一个气象记录员，简单而有成就的工作，每天记录晴或多云。比当编辑有意思多了，每次对着新闻稿，脑袋‘轰’一片空白。广州最有说话权力的报纸，聚集了最有才华的人，为策划一个‘你的21世纪梦想’的专题，请所有编辑吃饭。”
这时，进来一男一女，男的瘦削高挑，尖尖的下巴，眼睛鼻子挤在一块，正是在Back
Street大声说‘我操’、‘真臭’的那个老外。换了一个中国女孩，乌黑长发，长相普通。
“奇臭无比的老外，居然出现在这里。”
“在你看来英俊的男人应该是怎样的？”
“具备五官。”
“具备五官的英俊男人，多好玩。”
“五官不全的话，至少要有才华。漂亮女孩都喜欢长相有缺陷的才子，觉得安全。长得太好看，就让人印象不好，肯定腹中空空。哈，我不是在为自己解脱吗？”
他一直在用他的小说思维说话。酒很快已喝完。
“显然，你今晚是要找一个听众，但，我有些闷了。”
“再找一个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
“D&D？”
“太吵了，健身房好一点儿。”
“十一点钟都关了。游泳池也不会开。在雨中跑步吧。”
“这是十七岁小女孩干的事情。射箭，对，有什么地方可以射箭？”
“从未听说。”
“那，走出去吧。”
我和他在雨中走着，到了十字路口。
“往左，还是右？”
“左右我都去过。”
“还有什么酒吧？”
“Peace Road有艳舞。”
“全裸吗？”
“保留三点，但舞很辣，都是做爱动作翻版，我想你会喜欢。”
“哦，可以看看。”
“我先回去了，祝你今晚好运。”
“哦……”
回到华西街44号，屋子空了很多，丹尼已经搬走。我站在厅的中央，想，一个新的容器。
写于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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